科技日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浩
成立于1795年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是欧洲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也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两百多年来，坐拥4000多万册珍贵图书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作为俄罗斯文化历史的巨型宝库，承载着守护文化记忆、延续历史使命的重任，以及如何适应信息时代巨变，继续发挥“启蒙社会”功能的挑战。近年来，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与中国相关图书馆机构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今年还举办了“同一场战争，同一个胜利”纪念苏联与中国战胜日本军国主义80周年主题展览。
近日，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馆长丹尼斯·齐普金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就馆藏情况、发展规划、中国文献收藏、对华合作，以及如何面对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挑战等问题作了回答。同时，丹尼斯·齐普金馆长还介绍了他本人的在读书单，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作品。
记者：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历史悠久，馆藏丰富，据说这里有大量的中国文献收藏，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收藏中国图书历史？收藏的第一本中国书籍是什么，由谁捐赠或如何获得？在这些中国图书收藏中，您个人认为最珍贵的是哪一本书？
奇普金：首批中文手稿于19世纪20至30年代通过俄罗斯驻华传教士团工作人员进入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馆藏。如今，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珍藏的中文文献包括约5万册图书、1200种期刊、100种报纸，涵盖中国古典文献全集、丰富的现当代作家作品，以及历史、艺术、语言学和医学等领域著作。馆藏中尤为珍贵的是74部中文木刻本、1360册中国文化百科全书（18世纪）、《清史稿》（约900册）等文化瑰宝。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珍藏着亚金甫神父——俄国首位汉学家尼基塔·比丘林（1777—1853）的著作。身为俄罗斯正教会修士大司祭、第九届俄国东正教驻华传教士团团长、教育推动者、帝国公共图书馆馆员及杰出翻译家，比丘林的著作为俄罗斯打开了认识中国的窗口。若论哪些典籍最为珍贵，我认为正是他的作品——包括那些绘有精美插图的图册，因为他的活动为俄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与相互理解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文馆藏中最珍贵的典籍当属中文版《1890-1891年皇储殿下东方游记》，该版本仅印制了3册。这部由随行外交官兼翻译埃斯珀·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撰写的著作，记录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爵（即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作为皇储为期三百天的出访。此次出访推动了个人外交关系的建立，而该书的中文版本不仅彰显了对中国印刷传统的高度尊重，更昭示着此次访问的深远政治意义与象征意义。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还珍藏有1925年在莫斯科成立的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出版物，该大学专为培养中国青年革命者而设立，旨在支持与推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些出版物当时发行量极为有限。
此外，馆藏还完成了《工人之路报》（1924-1938年在苏联远东地区出版的中文报纸）的数字化汇编。该报自1933年起成为苏联境内唯一的中文报纸。根据1923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苏联远东地区共有5.02万名华工，据某些资料统计，约占当地无产阶级总数的40%。为积极吸引华人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苏联远东地区成立了俱乐部，开设了学校，当然也迫切需要自己的报刊媒体。《工人之路报》正是为此而创办。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现藏有该报合订本21卷，共计2278期。
亚非文献部中文馆藏是我馆增长最迅猛的文献馆藏，每年新增中文文献超千种。近年来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我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及中国其他图书馆的积极合作。
记者：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在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大约有多少藏书？与其他的俄罗斯图书馆相比，您认为它最大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
奇普金：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自1795年创立以来，始终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核心职能包括：守护文化遗产、启蒙和教育、参与国家政策实施、引领民族科学与文化事业发展，并在俄罗斯及全球图书馆界占据主导地位。我馆为俄罗斯公共图书馆确立了行业标准，开创了国家科学与文化事业发展的先河。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汇集了民族与世界文化瑰宝的珍贵文献遗存。作为俄罗斯文字记忆的主要守护者，我馆妥善保存着逾4000万册/件珍稀图书与文献，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令，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被列为国家特别珍贵文化遗产名录。这种珍贵性体现在多个维度：图书馆的历史积淀、馆藏体系、科研教育及文化领域的实践成果，以及技术应用创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馆自19世纪初持续编撰并保存俄罗斯国家书目（涵盖了自印刷术传入至今，俄罗斯国内出版的全部文献信息）。正因如此，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当之无愧地被视作俄罗斯最重要的图书馆机构。
记者：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目前都为读者提供哪些服务？
奇普金：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主要发展方向是：持续扩充国内印刷出版物与电子文献的馆藏资源，并确保读者获得更加开放、完整的文献服务。为达成此目标，我馆正在提出并落实有关改进管理和优化服务等问题：制定整体发展战略、完善工作组织结构、升级技术流程及掌握新兴技术、更新馆藏建设政策，以及如何在现代信息环境中创新服务模式等。
我馆正积极实施国家图书馆馆藏保护计划，积极探索馆藏开放与读者信息服务的新办法，参与制定并执行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图书馆政策。值得一提的是，馆内还有丰富多样的休闲文化活动，包括各类俱乐部、讲座活动、创意工作室等，这些活动有效激发了公众学习知识与技能的热情。
记者：网络媒体和人工智能带来了人类阅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目前人们花在电脑和手机屏幕上的阅读时间，要多于花在纸质出版物上的阅读时间，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认为人类获取知识的方式未来将会如何发展？
奇普金：网络媒体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一个阅读处理文献资料的数字世界。我们启动并正在开发新一代国家书目“Prioritet（优先）”数字平台。该体系为网络导向型平台，该软件既可在计算机端安装，也能以在线服务形式运行。就像我们熟悉的电子邮箱与社交媒体平台一样，仅需浏览器和网络连接即可使用。这为文献采集整合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构建关联数据构成的独特图书馆信息生态系统。
站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正在构建通用分析系统，以此为基础进行人工智能训练。这是数字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优先方向。我认为替代性教育模式必将发展：在线平台与大规模在线课程将成为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
记者：信息化时代，包括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全世界图书馆机构都面临挑战，您认为，传统图书馆应该如何适应科技带来的变化呢？
奇普金：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国家图书馆的核心职能——守护历史记忆。我们严格遵循经总统令批准的《俄罗斯联邦传统精神道德价值观保护与巩固国家政策基础纲要》的指导精神。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将继续秉承传统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并致力于开展大众历史教育。这包括系统地传播关于过去和现在的可靠知识。
信息社会的变革要求图书馆开发新型信息存储模式与处理方法，同时积极适应用户需求，适应社会变化与技术发展，与时代保持同步。我们正在努力创建电子信息资源（可靠数据资源库、数字化文档集合、网站），以便读者在图书馆的物理围墙之外访问使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始终积极参与信息的评估、阐释与筛选工作，建立信息集群间的联系，以确保用户能够获得广泛的可靠、真实的知识来源。
记者：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与中国同行合作如何，您对中国同行的印象怎么样？您认为中俄两国的图书馆面临哪些相似的问题，在哪些方面是可以互相借鉴和学习的？
奇普金：毫无疑问，在我们共同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80周年之际，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力量。我们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重要展览，展现中国和苏联人民并肩为胜利而战的历史。近日，馆内举办了“同一场战争，同一个胜利”展览开幕式，展览展示了满洲战役，如何击溃日本关东军，解放了中国东北（满洲）地区，目的是展现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历史的丰富内涵。
此外，我认为在一些领域的合作也富有前景，如图书馆馆藏保护与保存、文献修复、图书馆馆藏数字化，以及在我看来对促进我们两国文化融通最为重要的——创建统一的书目空间，构筑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在中国主要图书馆和中国图书馆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相互存在。我们对著述遗产研究、书籍文化以及推广全民阅读等方面的看法接近，这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们对中国同行怀有深深的敬意，既视他们为最古老书写文化的传承者，又视他们为运用尖端技术的专家。中国朋友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期待全方位的合作。目前我们正共同策划推广俄藏中文珍本典籍，这些在俄罗斯出版并收藏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文献，将不仅向研究人员开放，更将惠及所有图书馆的读者。例如，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网站即将上线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出版物专藏。我们计划于10月28日至29日举办图书文化与民族书写遗产领域专家会议期间，将该馆藏向社会公众正式发布。
今年，俄罗斯与中国互办文化年活动即将结束。2026—2027年两国将互办教育年。我们已经启动若干教育项目的筹备工作，计划吸引在俄深造的中国青年学生参与其中。
在我看来，俄罗斯与中国的图书馆都将保存并向下一代传递民族的文字记忆视为自己的基本使命，它们为塑造阅读型个人、阅读型国民所开展的活动极为重要，这是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和推动国家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俄罗斯图书馆而言，中国支持阅读、研究阅读的国家政策、组织和实施经验都值得关注。对中国的图书馆同仁而言，设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内的联邦馆藏保护与保存中心的经验、书目学理论与实践的经验也或将引起他们的兴趣。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字与知识宝库、最大的信息机构，在俄罗斯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据特殊地位。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是我们历史记忆的主要储藏库，自叶卡捷琳娜大帝于1795年决定创建它起便是如此。从18世纪末开始，所有在我国出版或在国外出版的有关我国的资料，都入藏于帝国公共图书馆，该馆后来成为国立公共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基于我馆平台，现在正在组建联盟专家委员会，其未来职能将是创建结构和筛选材料。
记者：可否给我们推荐一本您个人最近在读的书？以及您的推荐理由？
奇普金：我在同时阅读并重读几本书。今年对战争记忆的回顾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这场战争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是前人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关于伟大卫国战争最好的纪念碑之一。每次重读这些作品，我都会产生新的理解。对我来说，尤里·邦达列夫的小说《岸》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都给我带来新的感触。在当下，阅读这些作品会对年轻一代大有裨益。
此外，我还怀着极大兴趣研读了优秀移民作家俄罗斯主教安东尼·苏罗日的简短讲座系列《美与丑：关于艺术与现实的对话》。尽管这些讲座内容是近半个世纪前在英国发表的，但它们至今仍未失去现实意义。令我感到有趣的另一个发现是，奥莉加·罗季奥诺娃对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出色翻译。此前我还不知道这位作家的作品，后来发现这是一位很值得去了解的作家。我也很乐意介绍俄罗斯新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小虫子伊格纳特和他的奇妙生活》这本书在塑造儿童精神世界和道德价值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类儿童文学作品对中国读者来说，或许也会是个有趣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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